发展民营经济促进生产要素充分流动

【百位专家谈中国制度】发展民营经济 促进生产要素充分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破除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和思想性壁垒,促进生产要素在不同所有制之间充分流动。

在资源利用方面,疫情发生之后,生产消费出现短暂停顿。相比往常,一季度的资源整体利用水平将明显下滑,包括用能用电用水、交通运输等,这对缓解资源利用上的压力是有好处的。但与此同时,当疫情过后,如果生产和消费双双出现“报复性”增长,可能会加剧资源供需的矛盾,引发资源利用上的紧张局面。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如何实现这一要求呢?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不是简单的消灭私有制或某一种所有制的财产制度。共产党人的初心是要改革和扬弃一切不适合生产力发展、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财产所有制度。在未来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样才能确立起一个更好的、能够促进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财产制度,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实现两个100年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要充分考虑疫情防控期间的特殊性,继续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继续关注各类生产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生态环保诉求,在相关手续办理、执法监管等方面进一步提高效率,减轻企业负担,服务好企业发展。在环境经济领域,大力开展减负和增利行动,最大程度降低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等环境经济政策工具的定价水平,降低环保经济成本,同时通过绿色金融手段加大环保投资的支持力度,刺激和引导经济全面复苏。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胜之年。一方面,要防止因短期的疫情防控,而忽视长期的污染防控,打乱既定的生态文明建设节奏。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长期战略,短期而言,要全面服从疫情防治的大局和工作需要,将污染防治工作与疫情防治相结合,做到防疫和防污两不误。

史晋川: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目前这两个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在要素的流动上是不对称的,从而导致了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扭曲。今天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要进一步把我们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反映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形成我们经济体制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要破除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分立的二元经济体制,让要素能够在所有产业部门中充分地流动起来。

总体而言,疫情防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较为平稳的,但局部将出现结构性挑战:部分地区和部分产业的排放增多;疫情防控结束之时将可能出现排放高峰,产生环境压力。

近期来看,要及时向疫情防控相关领域转移,预防因疫情产生的医疗垃圾、污水等污染的扩散,防止疫情向生态环境领域的延伸。同时,尽快研究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法),严禁野生动物的交易、运输和食用;继续贯彻全面实施垃圾分类制度,严格执行垃圾的科学分类。从源头和末端斩断疫情的生产链,坚决遏制二次疫情的发生。

史晋川:我们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立了基本经济制度,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就是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

在消费排放方面,为防控疫情,全国基本暂停了餐饮堂食、娱乐等集聚型的第三产业经营场所,其结果是造成经济产出的直接影响外,还将改变消费模式:一是向居家消费转变;二是向在线消费转变;三是消费变得更为分散和碎片化。这些变化就导致社区和家庭的消费排放激增,从而使生活污水排放、用电用能、生活垃圾等方面的排放出现快速增长,进而对相关的环境治理造成压力。

史晋川:首先要解放思想。所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不管是公有的还是民营的,都可以承担国家战略。这样的观念确立起来,我们的产业部门才能真正公平地向民营企业开放。比如我们现在说的计算机信息技术、5G通信技术是国家战略吗?当然是。是谁在做?华为!华为是国企吗?华为是民企!它不是也在承担国家战略吗?所以要真正全面深化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破现存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分立的二元经济体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解放思想。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支持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呢?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大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意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关键在什么地方?

现有科学研究已表明,疫情与“ 自然”“ 生态”有着莫大的关联,归根到底在于过度强调唯物质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忽视了经济与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和谐、共生关系。此次疫情的发生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必须深刻反思当前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彻底扭转不尊重自然、轻视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政策和做法。有必要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审视现有相关制度,尤其是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要在制度的系统性、合理性、科学性以及操作性等层面进行完善和调整,将生态文明理念真正地落实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真正地与现有的各项法律制度相衔接。

疫情可能对生态环境保护带来哪些影响?笔者认为,在生态环境质量方面,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口罩、防护服等医疗防护用品使用量激增,随之直接产生大量的医疗垃圾,对垃圾分类、处理和相关的生态环境保护(水、固废等)提出额外的需求。特别是在部分疫情严重的重点疫区,无论是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还是相关行业和单位,短期内都将在生态环境保护上面临较大压力。

笔者建议,中长期有必要在经济金融领域形成定期开展包括生态环境风险压力测试在内的有效机制,并大力推动经济金融部门的生态环境风险管理能力建设。同时,进一步强化绿色金融的发展,推动金融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激励相容,发挥金融在发现、识别、预防、监督和应对生态环境卫生风险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生产排放方面,短期而言疫情会带来三方面影响。一是受疫情影响,部分制造业停工停产,各种交通出行下降,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排放对环境的压力,这是好的一面。二是为了应对疫情防控的需要,防护用品企业正在开足马力加班加点恢复和扩大生产,随着疫情持续时间的加长,这部分企业的污染排放可能会增加相应地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指标的压力。三是随着疫情的持续,部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将大量发展居家经济,包括居家办公、居家教育、居家服务等,从而加大家庭和社区固废排放。长期而言,当疫情过后,如果生产投资和消费双双出现“报复性”增长,将造成排放的大幅反弹,届时,可能会增加生态环境保护压力。

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概括起来说,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民营企业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28家。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记者张国亮)

史晋川:值得充分肯定的是,中国民营经济的环境在改变,政策环境在改变,“二十八条”文件已经出台,这是政策环境在改变。但还有两个环境的改变是需要花大力气的,第一,法律环境。我们的法律环境还只是名义上的,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落实不到位,要不断靠讲话、发文来落实。哪天我们的民营企业家觉得党中央国务院没有发文件,只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吃下定心丸,就有稳定的预期,就不担心了,这就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环境。第二,我们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环境和意识形态环境要改变。私有制退场论、民营经济退场论都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立场上来,才可能改变意识形态或理论上对民营经济不利的舆论环境,才能更好地把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真正确立下来。

要兼顾疫情防控的需要,尤其是兼顾战略性防护物资生产、运输等方面的需要。在确保安全和法定环境标准的前提下,对特殊地区、特殊行业和特殊企业、单位给予一定的“环境豁免”,特事特办,在战疫期间实行灵活的环境管理制度。随着全社会环境卫生意识的进一步提高,相关环卫用品很可能是继防疫物资之后出现供应紧张的下一种物资。对此,有必要提前布局,通过财税、金融、科创等方面政策,鼓励更多资本和企业加入到生态环境保护产业中,以应对生态环保发展的需要。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意见提出,要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精准有效的政策环境、健全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应该如何提升?